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 （敦煌市委宣传部供图）

莫高窟 （敦煌市委宣传部供图）

□ 李宸江

当代文学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甘肃，古丝绸之路穿越千年，多元文明交融共生。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彰显了陇原大地的厚重，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见证了陇原儿女的开放。烟尘滚滚，马蹄铮铮，位于黄河以西，东起乌鞘岭，西抵阳关、玉门关的河西走廊自古就是战略要道。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持节西行，开辟了中原与西域连通的伟大通道。“列四郡，据两关”，为这片飘摇的金戈之地平添了祥和与安宁。

驼铃阵阵，人影如织，一座城，世代人，在时空的更迭中上演着不老的传说。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既是四大文明交汇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枢纽要冲。敦煌以其深邃丰沛的史地资源和包罗万象的文化遗产，成为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以敦煌作为书写对象，早已成为作家们的创作自觉，一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学作品建构出不朽的“文学敦煌”。

史地资源：“文学敦煌”的骨骼根基

探源历史，守正创新，丰盛的史地资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真实的、具有说服力的创作素材，成为“文学敦煌”坚实的骨骼根基。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为例，其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围绕这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中外作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用历史小说的形式为其编织出具有传奇色彩的前世今生。

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作家井上靖创作了轰动文坛的西域小说《敦煌》。小说虚构北宋人赵行德在历经战乱与生死后，组织僧人将大量经卷、器物藏于窄洞内，使其免受战火摧毁的故事。对井上靖的创作，作家王蒙曾评价：“作品中表达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心肠，一种超越了最初的情感波澜的宁静，一种饱经沧桑的对历史、社会、人生的俯视，一种什么都告诉了你的直截了当，同时什么也没有告诉你的彬彬有礼。他的风格很独特，很有味儿。”就是这种深沉、细腻且富有真实感的娓娓道来，让主人公命运中许多撕裂人心的痛苦直击读者灵魂，使得大批读者在阅读完这部小说后纷纷前来敦煌游历。他们在故事发生的土地上，探寻着赵行德为后世创造的奇迹，为小说赋予了超越文本的现实意义。

同样以藏经洞为故事原型，中国作家的创作主题更显深邃宏大。2018年12月，长篇小说《敦煌本纪》问世，第二年便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奖。这部以“本纪”命名的敦煌题材小说，饱含了作家叶舟探源中国精神，建构“文学敦煌”的雄心。为了在符合史实基础上，对小说人物、事件进行生动、精彩的刻画与描写，叶舟作了大量的前期调研。他在采访中坦言，“我去了无数次的敦煌，走遍那里的角角落落，实地考察、与本地百姓交流、向当地学者请教，同时所有从实地探寻的细节都得反复咀嚼、考究。当然还有例如查找资料、归拢历史、找到细节等相对常规的工作。”叶舟将踏实严谨的治学精神用于文学创作，用文字复原历史里的敦煌与河西，让民间流传的只言片语在丰富的想象和犀利的描述中变得感天动地、荡气回肠。小说讲述的敦煌三大家族、祖孙三代历经半个世纪的生死传奇里，揭示的不仅是西部百姓于跌宕曲折中寻路、开路、拓路的历史遭际，更隐匿着河西走廊的前世与今生、来路与归途。在充满诗性的文字间，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的进取精神与刚硬不屈的中国筋骨得到了具象且震撼的呈现。《敦煌本纪》为一座城、一群人赋予了不朽的文学生命，让中国精神力透纸背。

2011年，本土作家王登渤与姚运焕的长篇小说《日落莫高窟》出版。同为“护宝”主题，这部作品的创作视野较为独特。《日落莫高窟》没有停留于纵向地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故事，而是以充沛的文献资料作为根基，将小说叙述的历史语境横向地扩充至中俄、中蒙、中日关系史中，建构出一个具有多层故事结构和文化背景的传奇故事。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残兵阿连阔夫以及他的哥萨克兵团仓皇逃窜，翻山越岭进入敦煌；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怀揣进步理想的女大学生白草奔赴她向往的世界艺术宝库敦煌，结识了史晋康、邹季南。在无人问津的西部边陲，三位年轻人与异国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团结一心的机智勇敢，以身护宝的壮志豪情，侵略与反抗、破坏与保护、政府的黑暗、人性的复杂，交织出一曲写满民族大义的悲歌。国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对敦煌文物流失海外一事发出哀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日落莫高窟》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对造成这种伤痛根源的彻底揭露，也是中华儿女无畏强暴、以国为先精神的生动呈现。

文化遗产：“文学敦煌”的百变之姿

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多元的文化遗产为文学提供了可供传承创新的源泉和空间，成就了“文学敦煌”的百变之姿。对地域景观与历史风物的呈现，对族群记忆与生存境遇的观照，对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描绘，当代文学与敦煌这座文化富矿展开了不同形式与主题的对话，其多样的文化审美所蕴含的开放品格，正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本土作家冯玉雷被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评价为“一个顽固的文化寻根者，一个试图‘还原’丝绸之路文明的梦幻者，一个追寻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个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来建构文字王国的人。”他创作了多部涉及敦煌题材的小说作品，如《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佚书》等，其内容并不拘泥于传统小说对于故事完整性和趣味性的构思，而是以纪实或整合的方式将大量与敦煌相关的人物、事件融入作品中。作者在庞大、复杂、不连贯的叙事过程中，剔除了人物的民族、国家属性，而以符号化使其成为文化或精神的代表。这些作品彰显了作家深厚的史料功底，以《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为例，小说从普尔热劫天马写起，随后引出斯坦因辨别古书、王道士打开藏经洞、斯文·赫定捡到灵光玉，最后以斯文·赫定得到羊皮地图结尾，其中囊括了众多神话、历史、小说人物符号，涉及英雄情结“天马”等众多精神意象，体现了其从源头到支流梳理敦煌文化质素，以文学之名阐释并建构“敦煌意象”的抱负。

敦煌文化的持久性影响在于其对众多民族的不同文化的连接和融合，为今天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往提供了启示与借鉴。作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西游记》中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融合共生的典范。西游故事不断被各种体裁演绎，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IP。当代知名悬疑作家陈渐嫁接西游IP，创作了系列悬疑小说《西游八十一案》。这种对原有IP进行文化拓展性的文学尝试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好评。其中一本以敦煌为题材的《西游八十一案·大唐敦煌变》不仅将唐朝时敦煌当地的风物人情、文化遗存、历史精神等地域文化景观与作品无缝链接，还将与敦煌文化相关的门阀士族对寒门子弟的打压等社会深层文化特征融入其中。对商旅交织、门阀林立的历史现场的还原，对“求知”到“求真”精神的升华，为民族文艺在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的空间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养料和路径。

精神传承：“文学敦煌”的蓬勃血脉

接续奋斗，凝聚力量，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为文学供给富有蓬勃动力的新鲜血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是敦煌文化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呈现。

近年来，以莫高精神为主题的系列文学作品为世人揭秘了一代代莫高人用毕生时光守护并发扬敦煌文化的感人经历。著名作家叶文玲六下敦煌，追踪近十年，创作了《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在极其艰苦条件下，放弃个人追求，将一生时光投入莫高窟保护的无私与伟大令她深深折服，创作时她尽量避免平铺直叙的讲述，努力还原历史现场，让常书鸿先生的故事更加真实动人，让他的精神感动更多读者。《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是讲述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段文杰先生献身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的人物传记，由段文杰之子段兼善创作，鲜活、真实、满溢着信念的力量。《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敦煌女儿”樊锦诗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亲述，从花样年华到白发苍苍，与戈壁为伴，用痴心守护，成为吸引许多读者的畅销书。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位大先生背后，是更多废寝忘食的苦行者、舍身忘我的守护人。他们在寂寞的洞窟里，在孤冷的青灯下，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修复、保护、研究工作；他们励精图治痴心不改，上下求索努力开拓，让敦煌文化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名片，成为华夏儿女心中不灭的荣耀！

文学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书写，文学是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文学里的敦煌满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文学里的敦煌有历史筑起的坚实筋骨，文学里的敦煌有精神涌动的青春热血。传承创新，开放包容，文学让敦煌姿态万千，楚楚动人，它不再是因莫高窟而被熟知的景点，而是不同时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在敦煌相聚，与文字相遇，一起创造神话传说、一起讲述家国故事、一起谱就生命的悲欢离合、一起吟唱人类的伟大赞歌。

穿越时空，翻越山海，以文学之名，朝圣敦煌！赞颂生命，歌唱时代，以爱之名，拥抱未来！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