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广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山里的日子简单纯粹，记时都带着土味。小时候不知阳历，不懂“元旦”“除夕”，只跟着祖辈盼“过年”——后来才晓得，那便是春节。

过年的前一天，生产队正式放假。那个年代没有周末，农人除了寥寥几个节日，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唯有从这天到正月初二，才能真正歇下农活。放假后，村里家家户户忙开了，男人们劈柴码柴，糊红纸灯笼，女人们扎进厨房筹备年食，还赶着给孩子们缝新年新衣。农村家境拮据，一年只舍得做这么一套，粗布面料颜色单一，女孩穿花布，男孩多是蓝色，可穿上身的那一刻，满心都是翻篇迎新的欢喜，这份藏在针脚里的喜悦，成了岁月抹不去的印记。待我稍大些，家里条件渐好，父亲特意给我做了件军绿色上衣。这身装扮在村里算得上体面，每次穿上都能引来小伙伴羡慕的目光，这小小的荣耀，至今想起仍心头温热。

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浓烟，空气中混杂着油炸香气与柴火味，那是年味最初的模样。我家与大伯家共住五间房，隔成多个小间，十二口人共用堂屋和大门，两家各自操持年事却相互照应，热闹得让人心里踏实。那个年代的窗户没有玻璃，全靠白纸糊着。

打理煤油罩子灯也是我的活儿，我拆下玻璃罩，用棉布蘸肥皂水擦净灯芯灰与油污，让灯罩透亮、灯座洁净。父亲提前加满煤油，调整好灯芯长度，点燃后，橘黄色的灯光透过玻璃罩，把屋子照得暖融融的，连墙角的蛛网都染上柔光，这样的夜晚，安静又温馨。

母亲在灶前忙个不停，煮肉、蒸馒头、做包子，油锅滋滋作响，肉香混着面香顺着门缝钻出来，勾得我们姊妹几个直咽口水。母亲总会笑着拿起刚炸好的油果塞给我，外酥里香，那滋味深深印刻在味蕾记忆里。

过年的对联，早年是大伯和父亲轮换着写。后来隔壁邻居刘老师高中毕业接了手，再后来生产队的陈义德老师也加入进来，两位老师免费帮乡亲们写，成了大家省心的选择。笔墨间的年味儿一代代传着，到了九十年代，弟弟考上师范院校，练了一手好字，放假回家便主动承担起给邻里写对联的任务，乡亲们的喜爱，让我听了满心欣慰。

过年这天，一家人早早起床，吃罢提前备好的馒头、包子和炒菜，就开始贴对联、挂灯笼。撕去旧联贴上新联，红纸上的黑字透着喜庆，瞬间添了不少年味。父亲和大伯取出前一天做好的灯笼，把大门两侧的挂灯稳稳挂好，再把小灯笼分给孩子们，红灯笼在寒风中轻轻晃动，院落里一片红火。父亲还会把红纸裁成小长条，写上“童言无忌”贴在堂屋墙角。我刚上学时不懂意思，总在旁边背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父亲便委婉提醒，过年了别背这个。后来才明白，父亲是怕冲撞好兆头，贴“童言无忌”是护着我们这些孩子，即便口无遮拦说些不妥的话，大人们也不会计较，这份护佑与包容，时隔多年仍暖心不已。

村里的鞭炮声直到晚上才热闹起来。父亲从厨房房梁上取下用报纸层层包好的鞭炮，又拿出提前备好的干竹竿，他一边把鞭炮缠在竹竿上一边念叨：“放鞭炮图个来年顺顺利利，卡壳不响就不好了。”买鞭炮时的反复检查，缠鞭炮时的细致，藏着对新年最质朴的期许。

中午过后，团年饭的筹备提上日程。炖得软烂的猪肉、炸得金黄的油果、自家腌的咸菜，一道道家常菜陆续出锅，香气飘满小院。晚上，我们和大伯家把两张四方桌拼在共用的堂屋里，两家的菜尽数端上桌，摆得满满当当。十二口人围坐同食，大伯、大妈、父亲、母亲坐上座，我们八个孩子围满下首，这样热热闹闹的团年饭，坚持了好多年，让左邻右舍都格外羡慕这份和睦。

堂屋里满是欢声笑语，酒杯碰撞声、孩子打闹声、大人谈笑声交织在一起。父亲和大伯聊着一年的收成、村里的趣事，偶尔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语气里满是感慨。我们听不懂大人们的话题，只顾着埋头尽兴吃，满心都是欢喜。

吃完年饭，我和弟弟妹妹换上新衣服，父亲会给我们发压岁钱，块儿八角的零钱，在当年是难得的福利。我们揣着沉甸甸的喜悦，提着新灯笼穿梭在各家各户，遇着长辈脆生生喊一声“拜年了”，就能收到糖果、瓜子。大人们则三三两两串门，围坐在柴火旁烤火唠嗑。过年的柴火要烧得特别旺，寓意来年日子红红火火。

小时候的年，没有华丽装饰，没有丰盛宴席，却有最纯粹的快乐。孩子们盼过年，盼新衣裳、盼好吃食、盼提灯笼串门、盼块儿八角的压腰钱，更盼一家人围坐的团圆暖意。那时大山里日子苦，大家都穷，没有攀比，没有嫌贫爱富，邻里互相帮助，亲戚和睦相处，一碗菜、一杯茶都透着真挚情谊，这般纯粹的人情味儿，如今愈发珍贵。

常有人说年味越来越淡了，其实不是年味淡了，而是日子过好了，平日里的心愿皆可满足，过年便不再是唯一的期盼。那些柴火灶里的山里年味，早已融入骨子里，成为生活的底色。那些大山里的年，教会我珍惜亲情、懂得感恩，这份初心，陪伴我走过岁岁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