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骋

老屋的后院，是我最早的劳作课堂。青砖墁地，墙角生着几丛凤仙花，夏日里开得泼辣。东墙根下，父亲支了个简易的木工台，刨花常年堆积，踩上去沙沙作响。这方寸之地，盛放着我最初的劳动记忆。

父亲是个半路出家的木匠。说“半路出家”，是因为他与木头无甚瓜葛。但家里桌椅板凳坏了，他总舍不得花钱请人修，便自己摸索着来。先是钉钉子，后来竟学会了刨板子、开榫卯。我常蹲在一旁看他干活，他手掌宽厚，指节粗大，握刨子时小臂上的青筋便鼓起来，像几条潜伏的蚯蚓。

“看好了，”父亲把一块樟木板固定在台钳上，“刨子要端平，劲儿使匀了。”木屑从刨口簌簌涌出，打着卷儿落在地上，散发出辛辣的香气。我学着他的样子比划，却总把木板刨得坑洼不平。父亲也不恼，只把着我的小手示范：“力道在腰上，不在胳膊。”这话我后来才懂，劳动原是要用全身心去感受的。

父亲做活极讲究物尽其用。边角料也舍不得扔，锯成小方块给我当积木。有回邻居扔了把瘸腿椅子，他捡回来重新打榫头，上桐油，竟比原先还结实。母亲笑他“捡破烂的”，他正色道：“东西没坏透，就不能算废。”这话像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如今看到年轻人丢掉的完好物件，我仍会想起父亲在夕阳下打磨木器的背影，他鬓角沾着木屑，像落了几星早雪。

母亲的劳作在厨房和井台间流转。每日天蒙蒙亮，她就踩着露水去井边洗衣。青石井栏被岁月磨得发亮，倒映着她弯腰提水的影子。我蹲在洗衣盆边玩肥皂泡，看她的手指在冷水里泡得通红，却依然灵活地搓揉衣物。雨季来临前，母亲总要翻晒冬衣。樟木箱掀开的刹那，混着阳光的陈旧味道扑面而来。她一件件抖开棉袄，拍打蓬松，连纽扣都要逐一检查。我负责给铜扣擦油，那油膏装在蛤蜊壳里，黄澄澄的，抹在扣面上能照见人影。母亲说这是外婆传下来的法子，铜器擦了不易生锈。劳动里的智慧，原是这样代代相传的。

这些细碎的劳动场景，像老电影般在我脑海里循环放映。父亲刨木头时专注的侧脸，母亲缝补时微微蹙起的眉头，他们手上永远不断的老茧与裂口——这些画面比任何说教都更深地刻进我的生命。长大后我才明白，他们从不曾刻意教导我劳动的意义，只是日复一日地躬身实践，如同后院那棵沉默的枣树，用年轮记录风雨，用果实诉说丰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