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贤德

一直对《甘肃农民报》情有独钟，与之相关的话题瞬间可以明亮我的眼眸，心情随之荡漾起来。当年的纸质报和如今的电子版、公众号早已融入我的生活，成为日日相见的“老乡”。

记得在1991年参加古浪县新闻通讯员培训班时，有县广播站选送我的一篇消息《谭新村：合作化解难肠事》被评为武威市优秀广播节目，新闻界老前辈对我表示祝贺，并关心地问我：“除了县广播站，你都在哪里投稿？”当听完我的回答时，他说：“你的稿件如果能在《甘肃农民报》上发表那就更好，因为它是《甘肃日报》的农村版，说明你的稿子有可读性，你的新闻写作水平才能被读者认可。”临行前老前辈送给我一叠厚厚的《甘肃农民报》，那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我像得到了宝贝疙瘩似的。我与《甘肃农民报》就这样相识了。

那时我所在的谭新村是刚搬迁来的移民村，村民手中根本没有报纸，跑去订阅，邮所也是刚成立，只能收转发邮件，不能下乡跑送。我还是订阅了下季度的《甘肃农民报》。每次都骑自行车亲自去取，有时邮件未到，得等一会、或者第二天再取。

收到每一份《甘肃农民报》，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有政策法规、好人好事、种田科技、致富信息，内容极其丰富。在读报的同时，我也积极向《甘肃农民报》投稿。记得《乡长拿出箱底钱，帮助科技示范户》就是在《甘肃农民报》发表的第一篇报道，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几天后收到了《甘肃农民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按要求在当地乡政府和县委宣传部办理了相关手续后，我成为了《甘肃农民报》通讯员，并荣获了通讯员采访证。

那时，景电二期工程全线通水，这对干旱、贫困的古浪县人民真是破天荒的大喜事。灌水三年多，使古浪县南部山区部分移民安居乐业，基本实现了脱贫。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风气的变化，移民们“没水盼水，有水怕水”，原因何在？我利用空闲时间下乡采访，农民们纷纷反映问题，叫苦不迭。我写了一篇《灌水难》的报道，用水笔在稿纸上抄写得整整齐齐，去邮所邮寄，却又心怀忐忑，因为这是一篇负面性的稿子。那时候，邮寄稿件是不收费的，我却坚持要贴邮票。一位女店员朝我翻了翻漂亮的双眼皮，估计是她遇到过一些人会把普通信件冒充稿件以规避邮资，而我却是反着来。真是月亮不懂我的心，我认为这是一篇重要稿件，邮资能算得上什么呢。

一个多月后，正好灌秋水，《灌水难》在《甘肃农民报》头版，以“月末专稿”形式发表了。稿件见报后，引起了省景电管理局的高度重视，成立调查组，深入到各水管所、派水点、村社农户调查处理，彻底扫清了派水员冬灌要地，夏灌要吃，秋灌“帮忙”的不良风气。《甘肃农民报》敢为农民鼓与呼，敢为弱势群体发声，赢得了灌区人民一片喝彩声！

那时作为通讯员，发行《甘肃农民报》也是一项重要任务。这篇报道的发表，给我搞发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农民们订“农报”、学科技、读新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我学习“快速养猪法”就是从《甘肃农民报》上得来的消息和技术。那时候猪价高涨，每斤毛重达到9元，每头猪净挣六百多元，仔猪涨到每头四百多元。我每次下乡采访，包里都装不少《甘肃农民报》，将养猪信息送到农民面前，农民就对订阅《甘肃农民报》就产生了浓厚兴趣。

灌区农民都想订阅《甘肃农民报》，但按时收不到、少报现象又很突出。那时邮所已正常运作，我和邮所协商，给每一位订阅者签订一份合同，保证将每一份报送到村委会，由村文书负责交给本人。这一措施打开了订阅《甘肃农民报》的新局面。

其实，发行和采写报道是相辅相成的，采访事迹的同时宣传发行，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事。说句实话，在那猪价行情好的时候，《甘肃农民报》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养猪户，农民们也因此称它是农民致富的“好帮手。”

好稿件是从实践中挖掘出来的，好报纸也替人民说知心话，《甘肃农民报》就是如此。我白天除干农活外，有时间就去采访，晚上爬格子，时常和《甘肃农民报》相伴，还时常收到报社寄来的近期宣传提纲，还有编辑对稿子的修改意见和写作知识的指点。有了提纲和指点指路，上稿率显著提高，有时还要完成报社的约稿。

《甘肃农民报》是周双刊，上稿极难，但每年仍给我发不少稿件，1994年全年上稿达29篇；1995年一篇消息《刘书记抵押房产当“保人”，五农民货款发展养殖业》，被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评为好新闻二等奖。我于1994年、1999年、2005年、2009年分别获得“古浪县优秀新闻通讯员”“宣传古浪新闻奖”“宣传古浪先进个人”等称号，抱回了证书和奖金，这些荣誉的取得，当然离不开《甘肃农民报》的支持，是她帮我成了本地名副其实的省报通讯员、《武威日报》特约通讯员。

如今我离开了故乡，奔波在他乡，但与《甘肃农民报》的恩难忘，情依旧，日日相伴。我庆幸自己遇到新闻界前辈的指点和启发，庆幸自己在《甘肃农民报》的帮助下勇往直前。人生努力过就是精彩。我心甘情愿与我的“伴侣”——《甘肃农民报》相伴永久。

（作者系古浪县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