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龙

说起我与《甘肃农民报》的结缘，往事就像一道彩虹，色彩格外绚丽。

1983年9月，高考失利的我，在静宁县八里小学当了一名民请教师。月工资15元，给生产队交5元，记全劳工分；剩下10元，属于自己。虽然工资少得可怜，但未丧失读书看报的机会，我很珍惜。

除毫不犹豫订一份《甘肃农民报》外，我还开始向报社投稿。不久，《八里学区表彰先进教师》《请贩运户来收鸡蛋》《水泥地面上晒麦种不好》《应当重视书法教学》等一篇篇“豆腐块”见报。乡亲们夸我替他们说话；同行们说我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我乐此不疲，奔波在校园和邮局之间，看见绿色的邮车、邮差倍感亲切，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1985年10月，我被录用为国家干部，离开依依不舍的校园，来到静宁县细巷乡人民政府。下乡之余，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乡邮政所。所里很小，只有两个人。骆荣瑞下乡送邮件；李海春值班发电报。他们努力工作的情景，仿佛还在昨日。后来我当文书坐办公室，虽然从早到晚忙着收集公购粮入库数据、刻蜡板推油滚子印发文件、为适龄夫妇办理结婚证、打扫会议室放广播锁大门，每日忙得脚不沾地，但仍不忘为《甘肃农民报》投稿。《人情风刮得农民吃不消了》《静宁县一“钉子户”被拔掉》《张金堂修庙受处罚》《静宁县旱作丰产示范田获奖》等作品陆续见报。这些稿件，从正、反两方面宣传了静宁当时的重大事件，也算是时代的见证。

从省委党校培训部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县政协上班。几年间，接触的材料多了，写稿的热情依旧。《静宁县有了第一个电视社》《静宁县两大支柱企业发展迅速》《婆婆难当》等作品不断见报。尤其让人难忘的是，1994年10月14日、18日的第三版，第968、969期《农家富》刊头，还连续采用了我写的毛笔字。

1998年3月，我因持续写作，在县城小有名气，被县委主要领导选中，担任县委报道组组长。能把个人爱好和工作岗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在此期间，除利用多种机会向多个单位、身边人推荐订阅《甘肃农民报》以外，还忙里偷闲向贵报写稿。

这期间，我被报社评为发行先进个人，获赠编辑们精选的《家庭医用常识》一书；陪同甘肃农民报总编、记者深入静宁县田间地头、瓜房菜棚，走访数十位基层通讯员，虚心听取办好报纸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应邀到兰州五泉山下，坐在报社宽敞明亮的会议室，心潮澎湃地参加《甘肃农民报》创刊50周年座谈会，由此结识了一些外地的农民朋友，如榆中的金吉泰、礼县的王英秀等等。这桩桩往事，犹历历在目愈加清晰更加难忘。

从我与报社读报、投稿、用报三环相扣的经历中，我深刻认识到从事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假如没有《甘肃农民报》这个省级舆论平台的不断推介，说不定我到现在仍是一位普通如小草的乡村教师，半辈子走不出直径不足50公里的生活小圈子，哪有担任县委报道组长光荣岗位的这段经历？这份情结，我将永远铭记。我还要一如既往地阅读贵报，保持良好的心态，争取等到创刊百年的早日到来。

（作者系静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干部，热爱地名文化，出版了《静宁地名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