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学校毕业那一年，我被分配到一所偏僻乡村小学教学，在与学校仅隔一墙的村委会见到甘肃农民报，这一晃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里，读“甘农报”，用“甘农报”，与“甘农报”相交，这种相伴多年的情谊怎么能忘记？

在《甘肃农民报》喜迎创刊70周年的日子里，叙叙旧，回味您，别有一番风味，我真诚祝福“甘农报”！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1991年8月下旬，我当老师的第三天，中午时分，我和同事到校门口散步，正好邮差来送报，我接过邮递员递过来的学校几天的报纸，同时也看到村委会的报纸中夹着几份我学生时代未见过的报纸——《甘肃农民报》，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是农民的孩子，上师范学校后，又回到乡村教书，对农村自然感情深厚，于是我去村委会村文书手中借了一张《甘肃农民报》，好奇地阅读起来，觉得这张报纸通俗易懂，栏目丰富。

那时候没有网络，知识储备主要靠读书读报刊。三四个月间，我就一直借阅村上订的《甘肃农民报》。

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五，我便急切地等待“甘农报”的到来，如饥似渴地阅读、思考。那时我觉得几个专栏办得不错，尤其是“青年人”专栏，发表农村青年文章，歌颂农村青年；“知心大姐”子栏更是为农村青年人答疑释惑，为农村青年人励志，鼓舞农村青年点燃生活的希望，创业的信心；“春雨”专栏就像是一片生长梦想的沃土，成为农村文学青年的摇篮，滋养着农村一批批热爱文学的青年心中的万紫千红；“农家富”专栏为农民科学种田提供了宝贵的致富经。还有“农家内外”“点点滴滴”等专栏令人喜欢。

1992年，我开始订《甘肃农民报》，每张报纸我都舍不得丢弃，一一装订成册。一次，有一沓报纸让母亲撕去一张剪了鞋样，我知道后，心疼了半天，母亲也十分难为情。当时，我教学的相邻地，有个家长爱科技种田，我借给了他一部分，后来因为进城工作原因，就把收藏的报纸赠送给了担任村上农民技术员的妻哥。进城工作后，由于多年在宣传部门工作，每年我都坚持订阅《甘肃农民报》。去年以来，《甘肃农民报》顺应新时代，版面样式变了，栏目新了，深度采访报道多，版面和内容更有深度、大气了，我由衷地赞叹。

随着对“甘农报”了解程度的加深，以前酷爱诗歌写作的我，便产生了给“甘农报”投稿的想法，有一阵子，乡里种地农民普遍弃地经商，我便赶急写成《令人忧虑的弃地现象》一稿，寄给“甘农报”编辑部。不久，便被二版当头题刊出，乡亲们看了，对我大加赞赏。不经意间，我那一年竟然向“甘农报”投稿48篇，有12篇被采用，报社的编辑还书信指导我的稿件。1993年8月，我正式被甘肃农民报聘为通讯员，1993—1994年年底，我又两次被甘肃农民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同时被市委宣传部、市广播电视局评为“优秀通讯员”，使我当时的农村生活充实了很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没想到，这一相识相知就是三十余年。三十多年间，我与《甘肃农民报》结下不解之缘，《甘肃农民报》无数次鼓励着我前进，从1995年开始，我的《金张掖小康新景观》《沙井镇蔬菜“坐”飞机直供香港市场》《朱跃明 拼出来的“牛老大”》《张掖市甘州乡村旅游收入突破亿元大关》等近千篇新闻报道被《甘肃农民报》采用。这些年，我20多次被甘肃农民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优秀特约记者”，10多篇稿件被《甘肃农民报》推荐，先后获“中华全国农民报好新闻和“甘肃新闻奖”二三等奖，不仅很好地宣传了张掖，而且也促使我成长。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甘肃农民报》历届编辑老师的支持，我深深地感激他们。

《甘肃农民报》价格亲民、内容贴近“三农”，是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的好帮手，借助宣传部报道员采访等工作机会，我积极宣传推广。告诉大家，《甘肃农民报》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为这张报纸赢得了更多的理解与支持。最多的时候，《甘肃农民报》在我工作的县区竟然达到5400份。作为一名忠实读者、老通讯员，看到《甘肃农民报》的发展与成绩，我自己也欣喜不已。

今天，回味着与甘肃农民报社的缘分和相伴三十多年的历程，我心中激荡着一句古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会和你一直紧紧牵手，因为一路上有你，前行的路便不再孤独。至此，真诚地祝福《甘肃农民报》，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一如既往，砥砺奋进，书写出更多接地气、亲农民、扬正气、铸精神的新华章，绘就出乡村振兴更壮美的画卷！

（作者朱兴忠系中共张掖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